學術專題/ 角落的日日春

以前，日日春只是一種媽媽會說「很好種」的強韌盆花而已。

我第一次接觸日日春的時候是20歲，是在台北車站街頭，接到一張粉紅色的A4傳單上面打：「公娼幹出文萌樓，人民幹倒投機客。」位於歸綏街的文萌樓正是日日春的辦公室，也是僅剩幾名公娼阿姨製作四物醋的地方。它起造於1925年，在1950年時納入台北市政府的公娼管理。而後再1997年在那個廢娼抗爭的年代，文萌樓成為抗爭基地，代表的不僅是曾經的性工作場域，是在一個保守且正重新摸索身體與女性的台灣社會中的精神象徵與符號。

那時候發傳單的，正是專職的志工若瑩，她對著陌生的我淡淡地、平穩地丟出了一句問句「你知道台北有一間公娼館嗎？請跟我們一起關心歷史存廢。」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歸綏街與寧夏路這一個街廓本來就有許多歷史建物。但在都市規劃更新計畫下，使原先本來就在2006年市定古蹟資格的文萌樓，被投機客以330萬元的便宜房價買下地上物權。住在歸綏街一帶同是交大建築研究所助教的許觀麗表示「當我聽到主席林洲民局長要求開發事業單位與建築師回應我的提問，他們竟能在審查會上毫不慚愧、兩手一攤，以歸綏街與寧夏路的假立面，表述自己也曾愛過歷史文化的虛情假意，完全不承認暗地裡真吃了市定古蹟文萌樓豆腐。」另外再「妓女戶古蹟」的污名下，當地里長和部分里民也以性恐慌包裝著都更利益，煽動廢除古蹟，至今歷經三任的文化局長，文萌樓的歷史保存依然懸而未定。

日日春的挑戰

除了古蹟存廢的不穩定，日日春在104年開始協助因警察網路釣魚《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29條而被起訴的流鶯Miko，一直到今年的1月9日一審即將宣判，且極有可能被判有罪。Miko指出她決心上訴到底。

對於台灣在2011年《社會秩序維護法》中將原先的「罰娼不罰嫖」改成「娼嫖皆罰，專區除外。」到至今已經六年的時間，也不見台灣有任何一個地方城府規劃專區，地方政府怪應是中央政府來做配套，中央政府則丟了一個球就毫無回應，結果搞死了許多底層流鶯。日日春的蕭怡婷秘書則表示，大多數性產業是掛羊頭賣狗肉。「幾乎所有性產業的業者，都必須要有一個執照是不是性交易的，它可能是按摩，它可能是飲酒性質的，為什麼要一直維持這種結構？更不要講這種掛羊頭賣狗肉，其實都會讓警察也好，或是民代都是掛勾的。」從1997七年的廢娼抗爭到現在，都從來沒有停止。

面對以「罰嫖不罰娼」的北歐模式，並且協助從娼者轉職，以及之前我們在第一刊提及的反性派說法，罰嫖真的比較好嗎？真的能協助娼者轉職，脫離底層貧困嗎？除了需要強力的政府協助之外，日日春也曾在《妓女聯合國》一書中提及「罰嫖法令通過後，流鶯在瑞典的性工作處境更加危險和困難。因為嫖客害怕被抓，交易減少或轉向找室內的性工作者，街頭的性工作者只好削價競爭，日子更難過，他們必須更勤於接客才有辦法維生。」為了抓到嫖客，警察加強巡邏與在街上突擊或是埋伏，在街上候客的流鶯等到客人車子停下來，卻也沒辦法商議價錢或是服務內容就得倉皇上車

，對瑞典的性工作者來說，罰嫖只是讓危險增加。在挪威政府的研究中「在新法通過後，街頭流鶯減少了，但卻沒有證據能證明娼妓總數減少。罰嫖讓地下化日趨嚴重，官方統計的數字和現實上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北歐模式是否又入反性派想的如此美好呢？

日日春在輔大性侵事件因夏林清教授的關係「聲援婦女」的理念及其行動遭受質疑，直至今天日日春僅剩下兩名工作成員，目前社會團體分為兩派，一派是日日春位首組成的保障性工作勞動權益聯盟，另一個則是以勵馨為首的反性剝削聯盟，但兩派對話因對象的不同而導致沒有交集，日日春看到的是一次性交易500元的老婦人，但勵馨看到的是因人口販賣、毒品吸收的女性。但在婦女團體互相用自己方式來實踐女性主義的同時，有許在從娼者正在無人知曉的角落中漸漸凋零。

幸福是什麼呢？

幸福是什麼呢？也許很類似於在白雲藍天中輕盈無感的空氣重量，但對於社會底層的勞動者，有尊嚴地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幸福。黑手那卡西（註1）曾經和日日春一起合作譜了一曲《幸福》（註2），一句「幸福是風中的蠟燭咱要用雙手捧」，從已故公娼麗君的嘴裡唱出來，我忽然想像站在崖上跳海自殺的官姐站在海邊的最後風景。

（註解1）黑手那卡西：是台灣在1996年成立以社會運動為主軸的樂團。早期投入勞工運動、工殤等社運議題。後續支援樂生療養院抗爭事件、土地正義及居住正義等社會運動。

（註解2）《幸福》歌詞

詞：日日春協會曲：陳柏偉

你哪問我什麼是幸福，叫我怎樣講。阮若是千金小姐，好命還嫌不夠。你哪問我什麼是人生，叫我怎樣回。阮不是在家閨秀，幸福要叼位找。